课程建设生机勃勃 价值塑造任重道远

　　清华大学推进研究生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

　　2015年的寒假，化工系教授赵劲松过得很忙碌。整个假期的时间，他基本上都用来准备一门新课，不仅每天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很晚，连过年回家几天，在火车上都忙着备课。这门新课的名字叫《化学工程伦理》，是2015年春季学期清华大学开设的16门研究生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课程之一。

　　从2014年4月清华大学启动研究生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课程建设至今，全校共开设了34门课程，除了研究生院组织开设的5门公共课程外，共有22个院系开设了具有专业性质的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课程29门，其中17个院系的19门课为新开设课程。

　　如果用“雨后春笋”来形容研究生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课程的建设情况，那么滋养它的那场“春雨”，就是在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中，围绕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推动的研究生培养方案重构。在培养方案的改革中，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课程被纳入必修环节，从2014年9月开始，研究生新生至少要选修16学时的学术规范或职业伦理课程。

　　“是时候在价值塑造方面做一些事情了!”

　　细心的人会发现，清华大学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从开幕到闭幕，对“三位一体”教育模式的表述发生了变化：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到“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顺序上的小变化背后是理念的转变。

　　“因为当今社会，大学已经不能再垄断知识和技能，如果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话，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今大学的使命应该是培养具有崇高理想和道德的社会进步推动者。”法学院教授王振民说。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法学院较早开设了职业伦理课程。“那是2002年，我刚从哈佛大学访问学习回来，发现很多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专业课在哈佛大学都是选修课，而法律职业伦理是为数不多的必修课之一。”王振民说，“这让我感到在我们的法学教育里，职业伦理教育是缺失的。”于是，王振民着手开设了《法律职业伦理》课程。

　　实际上，这种缺失在高校中普遍存在。校工程伦理教育专家组组长、自动化系教授张佐在参与国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时就发现，认证标准中明确提出了对职业伦理的要求，但实际上，在入校考察中大家往往发现，各高校确实没有太多的课程或者固定环节来满足这一培养要求。“我们参与考察的专家组成员也常常困惑，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到底应该在什么环节、以什么方式让学生了解和理解职业伦理?”张佐说。

　　在清华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杨斌看来，作为价值塑造载体的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课程，在研究生的培养中起到的是基石性的作用。他说：“我们的许多课程所做的事情，是为了让学生们今后取得的成绩后面增加好多‘0’，而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课程是为了让学生在好多‘0’前面写上‘1’。”杨斌解释说，我们常常把身体健康比作“1”，一旦健康出现问题，“1”会变作“0”，而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的缺失，更可怕的地方在于会使“0”变成负数，这种情况下，“0”越多，危害反而越大。因此，杨斌把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课程称为“有用之学”，把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课程称为“无用之学”，“但这些‘无用之学’决定着‘有用之学’的方向。”他说。

　　“现在是时候在价值塑造方面做一些事情了!”杨斌强调说，“越是领先的一流大学，越应该在决定人才培养方向和灵魂的领域里凝神聚力，因为这类大学培养的将是社会的领导者，他们将对整个世界的走向发挥重要的指引。”

　　伦理教育的三个层次

　　早在启动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课程建设的时候，学校就已经明确了课程定位：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课程要融入专业课程教育，帮助学生了解学术研究或某类职业中伦理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不是现成答案给予的简单过程，而是通过学习和探讨，促进学生对复杂实践问题的思辨，培养学生养成伦理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在面对学术或职业伦理困境时做出负责任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之所以确定这样的课程定位，源于对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问题的认识。杨斌把它分成了三个层次：“意识、分析框架、决策与行为”。意识是最基础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某些事情中包含着伦理问题，这样就会陷入‘无知的确信’。”当意识到伦理问题的存在，又常常会遇到两难的处境，这并不是一个人的知识多少或能力高低能够解决的，需要利用一些分析框架去梳理其中的冲突是什么，不同的选择分别坚持了什么样的准则，因此，不同的分析框架会带来不同的选择。然而最难的，还是决策与行为，“很多伦理问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理性，经常面临艰难的抉择，需要忍受一些弊端。”杨斌说，“因此，伦理教育是渐进的过程，这是它的‘三部曲’。”

　　在《化学工程伦理》的课堂上，赵劲松常常向同学们抛出各种的问题：发现公司生产的化工产品被客户用在了不该使用的地方怎么办?公司盈利与治污投入之间如何选择?整治污染企业与稳定经济、就业之间怎样权衡?化工事故调查应该深入到什么程度?“当我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设计出复杂的情境时，他们常常都意识到，这是以前从没想过的问题，他们会觉得面临着困难的选择。”赵劲松说，“化学工程伦理涉及从研究、设计、安装调试到运行、生产、产品监管等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问题，而研究生常常聚焦于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这导致他们考虑问题的范围比较窄，容易忽略实际工程中很多复杂问题。因此，这门课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伦理敏感性，让他们在走上职场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作为《数据伦理》课程的主讲教师，张佐同样发现，同学们在学习阶段，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把一项技术发展得更好，但很少考虑随着技术的应用面扩大，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比如打车软件在为很多人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也给一些不能熟练使用手机的老人带来了影响。这是技术之外的东西，但是必须让学生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引导他们认识到，技术革新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必须加以考虑的伦理问题，因为技术的核心是为全社会提供更好服务。”张佐说。

　　大数据硕士项目的白照坤是《数据伦理》课程的学生之一，几周的课程下来，他发现自己以前对这方面问题的确没有太多了解，“以前很多选择都是在不经意间做出的，没有太多意识，这门课程帮助我建立了更多规范与伦理方面的意识。”同上这门课的公管学院硕士生张悦则通过课程“建立起了更明晰的有关大数据应该如何使用的框架。”

　　实际上，要完成好这“三部曲”很不容易。热能系教授姚强是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程伦理课程建设专家组组长，他在牵头组织工程伦理课程建设时就发现，在以往的教育中，伦理教育的课程并没有与学生将要从事的科学研究或者职业结合起来，两者是割离的。“如今，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工程和专业教育中融入伦理教育。”

　　教师们面临的挑战

　　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师们开始意识到加强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一个共同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课程应该怎么上?“我特别担心这类课程过度知识化，把伦理课变成了伦理学课。”杨斌说，这是他对这类课程建设最大的担心，“学生们讨论了很多伦理学的知识，却并没有因此而影响自己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是这类课程最大的失败。”

　　为此，学校召开了多场研讨会。最终，老师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课程一定要使用案例教学法，形成参与式、开放性的课堂。这就要求老师们不仅要掌握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的知识，更要熟悉和掌握大量的案例，能够以课堂参与者的身份，调动和引导学生参与案例讨论，并形成一种开放和包容的课堂氛围。

　　回忆起最初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经历，王振民觉得最难的就是收集案例。因为觉得已有的教材案例太少，他四处收集案例，自己动手编写讲义。“那时候司法文书还没有公开上网，要收集到一个完整的案例，过程比较困难。”但他还是坚持从国内外收集了很多案例，“因为结合案例才是这门课程最有效的教学方法。”

　　“只有通过案例把同学们带入到一个具体的、复杂的情境中，才会让他们觉得，这不是一门简单的道德课，而是对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在面临健康、安全和环保这类重大问题时的检验。”赵劲松说。曾经在美国当过高级工程师的赵劲松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他收集准备案例带来了便利，他把功夫下在了准备国内化工领域里最新的案例上。“很多国外的案例，因为实际情况不同，学生很难代入。因此在我的课堂上，90%以上是国内的案例。”

　　在新闻与传播学院，《学术规范与传播职业伦理》是研究生的必修课，同学们都对讨论式的课堂感触颇深。硕士生何曦悦说：“这门课老师说的不是特别多，主要是结合案例启发我们，让我们自己去探索。很多同学的观点让我知道原来还有不同的思考角度，为我打开了另一种思维方式。”博士生李海波则说：“这门课的独特之处在于完全是讨论式，老师不停提出问题，大家不停相互切磋，没有正确答案，只有头脑风暴，这种思辨对我很有帮助。”

　　然而，除了课堂上的挑战，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课程还面临着师资的挑战。姚强就指出：“这类课程建设中最大的挑战还是教师自身意识的缺乏，在以往的专业教育思路里，通常缺少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的维度，如果每一位从事专业教育的老师都能拥有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的意识，就能在每门专业课程的讲授中自然地融入这部分内容。”

　　怀有同样期望的不只是姚强。赵劲松也表示：“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老师关注这门课程，从而带动更多的学生关注这门课程。只有形成了整体氛围，课程的效果才能更好。”而在王振民的带动和要求下，法学院全体院领导共同参与到这类课程的讲授中，“希望今后法学院每一位教师都能够讲这门课，这门课才能更有生命力。”

　　而在杨斌的设想中，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课程、嵌入着价值观和伦理意识的专业课程，以及校园中关于价值观的生机勃勃的社区讨论，将形成互动、共为一体，成为学生价值塑造的理想模式。 (记者：刘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