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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开审理考研替考案 三“枪手”后悔“一辈子留下丑陋的疤”

2016年01月22日 来源:法治晚报

组织者许诺提供便利 谈“雷锋精神”说服替考者

考研“枪手”忏悔:负于众人之督望

康康:

年龄:25岁

原身份:刚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

忏悔:收取一千元报酬,想通过替考获取转正机会

黄灿灿:

年龄:27岁

原身份:传媒公司内容总监

忏悔:想为明年考研获得“便利”

摄/记者 田宝希 制图/廖元

  法制晚报讯(记者 丁雪)一个是传媒公司的内容总监,出身教育世家;一个父亲卧病在床,四处筹划医药费;一个父母离异,找到工作生活步入正轨,三个迥然不同的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因为同样的一场考试而沦陷。在利益捷径和规矩准则之间,他们因为做出同样的抉择如今身陷囹圄。

  对于三个替考者而言,他们的命运从踏上北京的列车开始翻转,因为做出了错误的抉择,放弃了对自己最后的救赎,人生从此留下污点。

  近日,房山法院开庭审理了三起替考案。这是在替考罪名被纳入《刑法修正案(九)》后,北京首批开庭审理的替考案件。

  在这之前,他们被一两千块钱的报酬、“考过后另有重谢”、“提供工作便利”、“会提前转正”这些理由说服,决定替人考试。

  如今,在同一个开庭现场,三个年轻人声泪俱下,悔恨当初。“我这辈子就这样毁了,这个事是太大的教训。它就像一个丑陋的疤一样,会在我身上一辈子。”他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月的拘役、一万块钱的罚金。

  更让他们焦虑的是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因为替考案底的烙印而被蒙尘的人生。

  替考者黄灿灿

  想为第二年自己考研时“获取便利”

  “我亲手毁了自己的人生。”身陷囹圄的黄灿灿痛心疾首地说。

  如果没有2015年12月17日的那个电话,此刻站在被告席上身穿灰色看守所服戴着手铐面容憔悴的黄灿灿,应该还在长沙韶山南路498号带有架子鼓、飞镖和咖啡厅的办公区,和自己手下的员工商讨公司新媒体平台运营的事。

  作为芒果唯一文化传媒公司的内容总监,27岁的黄灿灿每天都需要和设计总监、运营总监配合,把关公司所有内容方面的入口和出口。

  这一切都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后开始发生了改变。

  给黄灿灿打电话的是一个声音低沉的姓匡的中年男子。他说自己是湖南省社科院的老师,有朋友的英语考试需要帮忙,电话中黄灿灿有些犹豫,匡老师说,我们见面详细谈吧。

  见面的地点在湖南省社科院旁边的一个档案局。从教育局、教育厅、教科所到基层的物理、数学、化学老师,黄灿灿家里面都是教育工作者。眼前这个高高瘦瘦戴着眼镜穿着黑色风衣的男子,给人感觉和家里的亲人并没有太大差别。

  匡老师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湖南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生培训班负责人、教授”。他说,有一个35岁的学生两个孩子都生病了,考了研究生两三次都没考过,这个考试对她很重要,希望黄灿灿帮她忙。这期间,在做公司年会晚会的黄灿灿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忙于公司事务的黄灿灿每天早晨六点钟起来,晚上两点半睡觉。她也有考研的想法,匡老师说,“你明年也可以考,到时候也是在我这儿报名。正好你今年替考,可以提前摸一下底嘛。”

  “这样不太好吧?”黄灿灿还是很迟疑。

  匡老师劝慰道,“这个是社科院自己组织的考自己学生的,已经打点好关系,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你们考试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监考主任的茶室里喝茶呢。大家都是认识的,问都不会问你。”

  这个时候匡老师给黄灿灿看了一个社科院的宣传片,视频里面有很多知名的学者,黄灿灿一边看,匡老师一边给她讲里面的人。匡老师还给她看了自己写的一篇“雷锋精神与中国梦”的社论。

  “明年你在我这儿报名我会给你一些便利,也可以到我的区域文化研究院来工作。”匡老师说。

  看黄灿灿慢慢松了口,匡老师塞给她三本复习资料。

  平时受家人影响爱看“今日说法”等法律节目的黄灿灿现在十分痛心,懊悔不已,“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法盲,但是却做了法盲的事儿,做了错误的决定。我现在十分悔恨。”

  写《罄心悔过书》 “负于众人之督望”

  “不存辩护之心,亦不带刻板印象,此番事件不为名利,盖余一时错将所谓的‘友爱精神’与对师长的盲从当作世间第一正道,一步错,步步错。悔哉!此至病榻失孝,工作失责,周遭失信,负于众人之督望。此番事件让余意识到一个普通人与触响律法警铃之间,不过须臾毫发之隔。”

  黄灿灿在法庭上读的《罄心悔过书》是自己在开庭前一天在看守所写的。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小时候她也会经常被要求背诵“宅心仁厚”、“厚德载物”等四字成语的古文家训。黄灿灿说,打印机刚兴起的时候,父亲就打印了“灿灿做好人”、“灿灿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等,贴在家里各个地方。甚至在读大学后,黄灿灿都被禁止晚上出去玩。

  因为高考失利,黄灿灿从老师给定的保底目标中国政法大学滑落到湖南城市学院。她想复读一年。

  爸妈劝黄灿灿既然考上了就先上大学,可以把希望放在以后读研究生这一块。

  大学期间,在同时忙于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辩论队队长、校广播站、校报记者站工作的黄灿灿还要同时为大四的考研做准备。红宝书、黄皮书花花绿绿的考研资料黄灿灿买了一堆。直到大三的一天,她接到家里的电话,父亲因为心肌梗塞去世了。与悲伤同时降临的,还有不得不暂时搁浅的想读研究生的执念。她不想让年近六十的母亲一个人承担自己的学费,黄灿灿必须早点儿出来工作。

  但是想读研究生的想法一直蛰伏在她的脑海里,匡老师构建的考研规划让她很动心。同时她也很担心出事,她数不清问了匡老师多少遍类似的问题,最近一次是12月25日坐在通往北京的火车上。匡老师说,“这次是社科院的考试,不会有人查出来的。你还这么小的个儿,天塌下来有一米七的顶着你。”

  “后来仔细想想肯定是自己做错了,其实从小学就知道考试不能作弊。”黄灿灿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不已。

  替考者康康

  老板许诺提前转正 赴京考试收1000元生活费

  康康这次也是因为替考才来的北京。

  在作为内容总监的黄灿灿为公司的年会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刚刚入职的康康还在为能否转正而忧虑。

  她所认识的匡老师除了是湖南省社科院在职研究生培训班负责人外,还是康康所在的湖南誉元档案技术管理公司主管业务的领导。

  和黄灿灿一样,康康也在大学期间过了专业英语八级考试。

  2015年11月9日,康康接到单位办公室的电话,说让她第二天早晨八点在办公室报到之后,准备去北京出差。

  第二天,公司老板李莹和她的丈夫匡老师见到康康后就问她英语怎么样。康康说自己是英语专业的。匡老师说想让康康替李莹考试,他说这次出差是去现场确认信息。“回来后给你转正。”匡老师说得轻松又简单。

  康康很吃惊,按照正常的程序,在这个公司转正起码要三个月到六个月,而自己才刚刚来了一个月。她也不清楚这个考试是什么性质的。超出这些疑问之外的是内心深处的顾虑,她害怕因为自己多问或者拒绝会影响转正,她更怕失去这份工作后被母亲责备,给家里添负担。

  2012年从湖南科技大学毕业之后,家里人给康康在中山找了一份跟单员的工作。但是那份工作特别辛苦,康康和母亲说自己想回去,被一顿斥责。

  她不想因为工作再听母亲责备。康康说自己内心有一种深刻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源于14岁时家庭的变故。

  印象中刚上初中的时候母亲和自己说,父亲有外遇了。当天晚上,她就带着14岁的康康来到了父亲千里之外的单位想抓现行,那天天比较黑,康康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只看到忧伤像暮色一样涂满母亲的脸庞,和黑夜模糊成一片。再后来就是数不清地争吵、离婚、父亲净身出户和“小三”生活在一起。

  康康不想因为自己工作上的变故让每个月只拿退休金的母亲雪上加霜。毕竟转正后,月收入可以从1760元涨到2200元,还有五险一金。这多出来的440块钱够康康每个月一半的房租以及晚饭钱。平时为了省钱,康康几年来很少买衣服。

  2015年12月24日上午9点,到了北京后,匡老师给了康康1000块钱,说是在北京这几天的生活费。

  “我现在真的十分后悔,我用一辈子给自己上了代价惨重的一课。替考的这个案底,将跟随我一生,无处可逃。”康康说。

马旭:

年龄:33岁

原身份:辞职

忏悔:为2000元报酬、考过之后的“红包”铤而走险

摄/记者 田宝希 制图/廖元

  替考者马旭 惦记“红包” 收取2000元铤而走险

  另一名替考者马旭今年33岁,毕业已近10年。

  2015年12月25日晚八点半,在考试前一天,匡老师把差不多比给康康两倍厚的一沓现金在北京房山区一家酒店交到马旭手中。

  “考过之后还有大红包。”匡老师说。但是具体多少金额他没有告诉马旭。

  12月25日凌晨三点,马旭到达北京。当天确认完信息后,他直接去了人民大会堂,“我远远地拍了一下,发到qq空间。”

  即使这样,马旭还是很满足,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马旭很激动,在零下五摄氏度的雾霾天气里,马旭看了天安门的降旗仪式。

  这是他这一年的日子里最放松的一天。在这之前,马旭说,“半年来一直奔走于父亲工伤报销让我身心俱疲。”

  他说,父亲是在去年5月24日在煤矿磨锯片的时候被裂开的砂轮打进了头部。砂轮横亘在头部三至四厘米的地方,让医生望而却步,怕砂轮拔出来之后碰到动脉造成失血过多。

  在这半年,马旭说父亲一直在清醒和昏迷的边缘来回徘徊,时好时坏,也经常认不出在旁边日夜照顾他的自己。

  除了要照顾父亲,马旭说,自己还要经常为报销费用去请律师、开伤残鉴定。在出事的一周后,他辞掉了之前在广东的数控雕刻技艺工作。

  然而和父亲所在的煤矿单位的交涉并不容易。“单位在支付了三个月的医药费后,所有的钱都要我自己先垫付。”马旭对法制晚报记者说,煤矿单位的濒临破产让报销变得格外艰难。马旭父亲的工伤费被混在其他员工的解散费、派遣费中,“在我们家乡,没有关系的话就很难把这笔钱拿出来。”马旭说。

  他花光了2001年毕业后十多年来工作的全部积蓄。

  “就连当初父亲单位集资的26700块钱,我说了很多好话,找了好多人,最终单位只同意给回一万,其中还要分走两千作为回扣。”

  焦虑中,一个自称是李老师的家教通过马旭的堂哥联系到他,说有一个考试,让他走走过场就好。只要去就给2000块钱,考试过了还有红包,提匡老师就可以在临考前一天在考场附近的酒店拿房卡。问马旭愿不愿意去。

  正在为父亲医药费一筹莫展的马旭并没有多想就答应了。一直躺在医院的父亲每天起码要花300块钱。

  2015年12月25日晚,在房山区的一家酒店的二楼,两个房间灯火通明。马旭、康康和黄灿灿在各自的屋里,有一眼没一眼地翻着匡老师之前给他们的复习资料。第二天就要考试了,马旭有点儿紧张,“毕竟是在做一件不对的事儿。”

  法院判决 三人分别被处拘役一个月 罚金一万元

  黄灿灿、康康、马旭,这三个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在2015年12月26日8点30分这一刻,他们的命运交汇在一起。他们在相隔不远的考场替另外三个内心同样紧张焦灼的年轻人考试。

  2015年12月26日,北京很冷。马旭提前15分钟到了101教室。在考试正式开始的十分钟后,马旭就被带走。在此之前,已谢顶的马旭为了减少和被替考者的差距,特意戴了一顶帽子。但是因为和被替考者相貌差距太大,他被两次要求摘下帽子,和证件照片比对后,随即被带到派出所。

  在与马旭相隔不远的考场,康康也在外语考试的时候被警察带走。她当天穿的红色羽绒服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好运气。

  直到被巡考的中年男子叫出来报警之后,黄灿灿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这之前,监考老师在考前检查的时候说她和身份证的照片不像的时候,她还对老师笑了一下。内心更笃定了事前已经打点好关系的想法。

  考试前一天,黄灿灿还去了社科院踩点看考场。走在宽敞漂亮的大院里,黄灿灿很兴奋。周边走过穿长中山装的老师,让她觉得特别有气质。那天,她给妈妈打电话说自己也想读社科院。

  而那个宽敞明亮的大院从梦境成为梦魇也不过一天之隔。被抓后的第二天,黄灿灿收到了来自社科院的通知条,“三年之内社科院不欢迎你来报考。”这一刻,黄灿灿说,“我才知道,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在被抓的第二天,2015年12月28日,马旭父亲的工伤赔偿官司也在千里之外开庭。他不确定父亲能否拿到赔偿的钱,不确定病榻上的父亲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他唯一确定的是现在要为自己的替考行为上交一万块钱的罚金,并给自己留下一生的案底。

  开庭当天的现场直播让康康很恐慌,她怕事情闹大,她不知道自己以后还能不能找到工作。她更不知道回去该如何安抚伤心的母亲,“你女儿进不了事业单位,进不了国企了。”她喃喃地说。在这之前,母亲特别希望她能找一份在事业单位或者国企的好工作。

  审理这三起案件的房山法院法官董杰对法晚记者表示,组织这次替考的匡老师也已经被羁押,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董杰说,替考这种行为破坏了考试秩序,也会影响到其他辛苦复习的考生。如果这种行为泛滥的话对整个教育制度都会产生影响。拘役一个月、罚金一万是出于他们都是初犯的考量,也希望能给年轻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是,董杰说刑事犯罪记录是留案底、入档案的,以后他们在工作方面可能会受到影响,“好多单位都要求没有犯罪记录,去许多国家机关、国企可能连准入的资格都没有。而且以后要是有其他犯罪的话,有前科是要考虑从重处罚的。”

  黄灿灿想起来北京的第一餐,匡老师说的话很讽刺,“比较穷的人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努力。”在餐桌上,黄灿灿还和匡老师辩驳了一下,“相当于你站在一堵墙面前,有的人可能脚下的基石有一米高,他能不费力就看到远方的地平线,但有的人可能踮起脚尖来头也越不过墙。真正的公平就是要给予每个人平等的机会,让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

  “我却破坏了这种公平,也毁了自己的一生。”黄灿灿说。

  (文中黄灿灿、马旭、康康、李莹均为化名)

  文/丽案调查工作室 法制晚报实习记者丁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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